（总10期）荐·读 | 机灵的孙猴子：跳不出如来佛掌心的黄永年先生（一）
“无论你是赞成、继承、发挥、发展（顺着陈先生这一派），还是质疑、异议、反对，后来者都无法绕过陈寅恪的研究。无论你是赞成他还是反对他，你没有办法跨过这个门槛，你总归要经过陈寅恪的。所以我们可以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日益繁荣、日益深化是和陈寅恪先生的开拓性研究分不开的”（超星学术《六朝文化研究六题》讲座）。诚如胡阿祥先生斯言，如果说“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日益繁荣、日益深化是和陈寅恪先生的开拓性研究分不开的”，那么延续至隋唐史乃至尤为广泛的中古史领域，陈寅恪先生开创并构建的学术研究典范与理论体系，更是任何一位试图步入这段学术堂奥之后来者无法逾越的高山。
所谓佛法无边，陈寅恪先生取得的卓越学术贡献，为后辈学人点了题，立了意，开了无限之法门。聪明机灵的孙猴子，纵然有十万八千里的筋斗云技艺，但终归跳不出佛祖的手掌心。非但如此，某些受了一星半点儿孙猴子衣钵的徒弟，自恃身负真传，亦上蹿下跳，蹦跶得欢极了。更有甚者，竟被尊奉为神，万众瞩目。
噫，怪乎哉？
怪也！
然，见怪不怪，其怪自败！
中古史研究@ XXXXX
2008年5月23日至26日，应山西大同大学殷宪先生之邀，由广州前往大同出席北朝都城历史文化讨论会，此前2007年10月出席西安碑林920年学术会议时，曾与殷宪先生同居一室，长安夜话，极为投缘。殷宪先生经历与钱大昕相仿佛，早年从政，酷爱金石书法，擅长吟诗填词。其在平城历史研究中。以研究新出墓志石刻为中心，别开生面。这次会议又邀我出席，得以考察平城最新考古成果及拓跋古城遗址，又得以参拜善化寺、华严寺及云岗石窟，收获不可谓不大。
那次，《拓跋史探》的作者、北京大学历史系田余庆先生也应邀出席。田先生高龄八十有五，已多年不参加学术会议。田先生前往大同，主要想考察鲜卑拓跋早期史迹，并感谢殷宪先生在资料及信息上对他的帮助。
我是平生第一次见到田先生，虽然早就读过他的大作《秦汉魏晋史探微》、《东晋门阀政治》及《拓跋史探》，也读过高敏先生、祝总斌先生撰写的相关书评，对其钩沉索隐、探微发覆的笔法倾倒不已。但作为后生小子，除了表示敬意之外，自然也不敢贸然请教。
田先生长相威严，剑眉虎目，更兼覃思妙想，雅善议论。大会致词中谈及地域研究的重要性，随口吟诵陈寅恪先生的文章原句；谈及学术创获不易，又诵读胡适“我从山中来，采得兰花草”的小诗。其间曾有幸同车考察鲜卑察拓跋遗迹，我坐在先生后排，也有交谈，但大都是一些闲言琐语。在考察现场，田先生指出，早期鲜卑拓跋的文明程度是比较低下的，给人印象深刻。在车上，罗新先生与吴玉贵先生的对话，如《木兰诗》的地望是由北向南、明驼之“明”即突厥语“千里”的音译；诗中辨别兔子雌雄的比喻亦是胡人的习语，也使人耳目一新。但此次会议上最值得一记的，倒是田先生离开大同前早餐时的一席谈话。
2008年5月26日7时许，我在大同晨光国际酒店用自助早餐。由于到得早，餐厅里人不多。田余庆先生由首都师大历史系顾江龙博士陪同前来用早餐。因前几日与先生同席用餐数次，先生曾询问中山大学故旧近况，彼此亦较熟悉。同桌早餐间除谈及湖南益阳的旧事，如沿资江的大街，益阳开往长沙的客船、被称为益阳班、在湘阴的搭乘点临芝口。田先生籍贯湘阴，我籍贯益阳，但都出生在北方。又同桌谈及金应熙、胡守为先生及胡的学生叶妙娜，自然也谈及陈寅恪先生。
我说，我的老师黄永年先生生前曾说，陈先生晚年应写些魏晋南北朝的东西，写《柳如是别传》是心里有气。田先生说，你是黄先生的学生啊！《柳如是别传》意义深远。又说，黄先生已经过世，黄先生与陈先生立异同，没必要，这话我当面也对黄先生说过，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，动摇不了陈先生的系统。
其实，黄先生生前在自己学术自述的最末一段，针对“北京某大学”研究生们的议论亦有相应的答复：“并非寅恪先生有什么文章我必写相同文章与之立异，而且有的文章还很支持寅恪先生之说，如《论北齐的文化》。但认为建立整个文化体系就不必拘泥于细处，则仍可商榷。因为我所立异并非细处而多关涉大局，如这些地方成问题，则所建立的体系岂不有连带动摇的危险。”现在看来，“北京某大学”就是指北大。
我说，黄与陈立异同，完全是为了发扬、完善陈先生的学说，没有丝毫对陈先生不尊敬的地方，黄先生上世纪70年代曾发愿要为陈先生编辑文集，三联新版《陈寅恪文集》中的《讲义及杂稿》就是黄先生给看的稿子。我接着又说，上海最近公布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一些业务档案，涉及陈先生著作出版事，其中《金明馆丛稿初稿》1963年清稿本中《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》并未删去史语所集刊本那段涉及周一良先生的前记。1980年印本中删去前记是出版社及蒋天枢先生决定的，原因在于周先生当时是颇有争议的人物。同时出版的《元白诗笺证稿》一书中也将周一良先生改为“周□□先生”，但未能改尽。
田先生很表诧异，说，周先生临终前曾写了《向陈先生请罪》，为在自己一本笔记中有一篇批陈提纲而请罪。我说，周先生的《魏晋南北朝史论集》出版于1963年，1964年周先生在广州晋谒陈先生，可能奉上此书。后来，周先生在中大出席柳如是讨论会时，据接待人员说，下楼梯时曾不幸跌倒，口中喃喃自语：“咎由自取，咎由自取。”
我又说，《历史研究》1958年12期《关于隋唐史研究中的一个理论问题———评陈寅恪先生的“种族—文化论”观点》，署名“北京大学历史系三年级三班研究小组”，中大有人推测该文作者对陈先生的观点十分熟悉，一定有旧营垒出身者居中指导，不知是否与周先生有关。我还念了其中的一段出自《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》的引文：“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，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，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，旧染既除，新机重启，扩大恢张，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。”
田先生说，该文与周无关，但与自己有一点关系。由一位学生才子某君执笔，稿子交到《历史研究》，刘大年与我商议，为了加重分量，想让几个人署名，但当时谁也不敢负责，至于刘是否想让我署名，不得而知。后来，田先生又问，辛德勇和你，哪个更早？我说，辛德勇当时是博士生，我是硕士生。
田先生用完早餐，起身离席。我则继续11吃完盘子中剩下的食物，同时对田先生的坦率钦敬不已，对自己的鲁莽，则愧汗不已。古人云：“知人论世”，信哉不虚！
（来源：南方都市报，2016年11月7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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